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依法惩治掩饰、隐瞒...
“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司明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汪雷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发布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解释》的制定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下简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既是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大的洗钱类犯罪，也是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密切关联的下游犯罪。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工作部署，充分发挥审判、检察职能，持续加大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打击力度，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有效震慑和遏制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有力推进了反洗钱工作，彰显了司法机关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明立场和坚定决心。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犯罪形势的变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法律适用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比如犯罪方法不断翻新，手段更加隐蔽，且呈现团伙化、链条化、产业化等特征；上游犯罪类型的结构比例发生重大变化，由以盗窃罪为主转变为以诈骗罪尤其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主；在惩治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犯罪中如何区分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存在分歧，等等。为进一步明确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联合制定了本《解释》。
二、《解释》的基本特点
《解释》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的重要部署，立足司法实践，确保内容科学合理、务实有效，具有四个基本特点：
一是注重国际规则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释》吸收和保留了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8号）的相关规定，在入罪方面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既忠实履行反洗钱国际义务的要求，又符合中国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情况，促推完善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
二是坚持依法惩治和宽严相济相结合。《解释》注重以严密刑事法网、完善定罪量刑标准等举措落实严厉惩治洗钱类犯罪的一贯政策导向，同时坚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鼓励行为人配合追查上游犯罪、积极追赃挽损，争取从宽处理。
三是坚持实事求是和与时俱进相结合。《解释》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量刑标准的修改充分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上游犯罪以经济犯罪、财产犯罪为主但又类型多样、定罪量刑标准差异较大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地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适当调整。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相结合。《解释》坚持问题导向，确保司法解释出台后能够回应基层办案机关的迫切需要，解决实际问题，取得良好效果；同时坚持系统思维，注意与之前相继出台的“两高”《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两高一部”《关于办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等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意见》的协调和衔接，在解决共性问题的立场、思路、方法上保持高度一致。
三、《解释》的主要内容
《解释》共12条，主要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严密刑事法网。《解释》针对实践中犯罪手段不断翻新甚至隐形变异的形势，明确刑法第312条规定的犯罪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指导司法机关依法惩治各种类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让犯罪分子无处遁逃。
二是严格认定“明知”。根据法律规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构成以“明知是犯罪所得”为前提。《解释》针对实践中对这一主观要件把握不准、存在拔高认定的情况，修改完善明知的审查判断规则，强调严格依法认定明知、慎用推定。司法机关在审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是否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要严格按照证据裁判原则认定行为人“明知是犯罪所得”，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
三是明确入罪标准。《解释》在入罪方面继续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是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依法惩治洗钱类犯罪的现实需要，也是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统筹做好电信网络诈骗关联犯罪行刑衔接的重要举措。《解释》规定应当从上下游关系、主观恶性、行为手段、涉案金额、犯罪后果等方面综合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更加精准打击犯罪。对数额较小但与上游犯罪关联紧密、情节恶劣、实际危害较大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可以定罪处罚；对数额较大但因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实际危害较小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也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事处罚。
四是优化加重处罚标准。《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认定即加重处罚标准作了进一步优化，根据上游犯罪类型，区分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和其他犯罪，分别设置了五百万元和五十万元的数额标准，规定同时满足数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可以适用加重处罚幅度量刑，这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追赃挽损，弥补人民群众财产损失。
五是增加从宽处罚情形。在第四条从轻处罚条款中增加一项“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专门针对行为人积极配合追查上游犯罪，但尚不构成立功的情形，鼓励行为人积极配合追赃挽损，努力挽回人民群众财产损失，争取获得从轻处罚。
今天，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还同时发布6个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典型案例，涉及实践中常见的一些法律适用问题，这些案件的办理体现了《解释》的精神，有助于对《解释》的准确把握和正确适用。
下一步，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将以《解释》的公布施行为契机，进一步提升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刑事案件的办案质效，把党中央关于反洗钱工作和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犯罪工作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更好发挥刑事司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职能作用，以高质量司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法释〔2025〕13号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年3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81次会议、2024年3月2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自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此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犯罪所得”，是指通过犯罪得到的赃款、赃物或其他财产性利益；“犯罪所得收益”，是指通过犯罪所得获取的孳息等财产性利益。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
第二条 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等综合审查判断。
第三条 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
第四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人认罪认罚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情节轻微的，可以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
（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
（三）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
（四）其他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
第五条 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达到五百万元以上，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多次实施掩饰、隐瞒行为的；
（二）明知掩饰、隐瞒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系电力设备、交通设施、广播电视设施、公用电信设施、军事设施或者救灾、抢险、防汛、优抚、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社会保险基金等特定款物，仍实施掩饰、隐瞒行为的；
（三）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
（四）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上游犯罪为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且具有前款规定第（一）（二）（三）（五）项情形之一，或者造成损失二十五万元以上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认定“情节严重”，应当注意与上游犯罪保持量刑均衡。
第六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应当以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时为准。收购或者代为销售财物的价格高于其实际价值的，以收购或者代为销售的价格计算。
多次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未经行政处罚，依法应当追诉的，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
第七条 事前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人通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的共犯论处。
第八条 对犯罪所得及其收益实施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行为，构成犯罪的，分别以盗窃、抢劫、诈骗、抢夺等犯罪定罪处罚。
第九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而予以掩饰、隐瞒，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条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以上游犯罪事实存在为前提。
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的，或者因行为人死亡、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认定。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盗用单位名义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行为，违法所得由行为人私分的，依照刑法和司法解释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本解释自2025年8月26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法释〔2021〕8号）同时废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不一致的，以本解释为准。
“两高”相关部门负责人就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司法解释答记者问
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司明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汪雷出席发布会，并回答记者提问。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问题一：近期，《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向社会发布，要求依法严惩洗钱犯罪。请问，今天发布的《解释》是如何贯彻落实《意见》这一精神的？《解释》的发布实施对于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有什么重要意义？
答：《解释》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审判工作的意见》中关于依法严惩洗钱犯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相关决策部署，对于服务我国反洗钱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进一步推动完善我国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刑法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由1979年刑法的窝赃销赃罪改造、演变而来的一般性洗钱罪名。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我国已建立以第191条洗钱罪为核心条款，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一般条款，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为补充条款的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适用范围最广、案件数量最多，依法惩治这类犯罪，对推进反洗钱工作走深走实意义重大。2024年8月19日，“两高”发布《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洗钱罪的犯罪构成、定罪量刑标准等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予以明确，此次“两高”又发布本《解释》，有助于进一步织密刑事法网，推动我国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更加完善。
二是进一步助推国际反洗钱合作。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反洗钱、反恐怖融资、反逃税监管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要求完善反洗钱刑事立法和司法解释，忠实履行我国应当承担的国际义务，确保相关规定符合反洗钱国际标准，为司法机关开展反洗钱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新修订的反洗钱法已于2025年1月1日施行，对于维护金融安全，扩大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参与国际金融治理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解释》落实反洗钱国际标准和反洗钱法，对入罪标准、加重处罚等规定作出修改，对于加强国际反洗钱合作、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进一步提高反洗钱工作质效。近年来，随着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高发多发，与之关联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件数量也长期居高不下，司法机关对一些相关法律适用问题也存在争议。《解释》回应基层办案机关的迫切需要，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对于精准打击犯罪、提高反洗钱工作质效必将发挥重要的推动作用。
问题二：此次与司法解释配套发布的典型案例有哪些特点？
答：为充分发挥典型案例的警示、教育、引领作用，确保地方司法机关准确理解和适用《解释》，“两高”结合各地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司法办案实践，发布6件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典型案例。本次发布的典型案例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织密刑事法网，依法严惩各种类型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针对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手法不断翻新的形势，案例一提示司法机关准确识别利用虚拟货币等手段转移犯罪所得的犯罪行为；案例二对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依法严惩；案例三警示从事废品收购从业人员树立法律底线意识，合法合规经营。
二是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突出打击重点。对职业惯犯以及拒不配合涉案财物追缴、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无法挽回等严重后果的犯罪分子，依法予以严惩；对具有从犯、自首、立功、坦白等法定或酌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的，依法予以从宽处理。案例三对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依法予以严惩，案例五、案例六体现了司法机关在办理涉银行卡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案件时精准认定主从犯及各自罪责，实现罪责刑相适应。
三是全力追赃挽损，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失。案例二司法机关将追赃挽损贯穿于整个办案流程，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回，彰显了司法机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
四是坚持问题导向，推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争议问题。案例五、案例六中，司法机关依法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的“明知”，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在涉“两卡”案件中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符合罪刑法定原则。
问题三：我注意到，此次“两高”联合制定发布的司法解释保留了之前的综合性入罪规定，请问是基于什么考虑？司法实践中应如何具体把握？
答：2015年解释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为落实反洗钱国际标准，应国际反洗钱组织要求，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修改司法解释的《决定》，规定“应当综合考虑上游犯罪的性质和社会危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节、后果和妨害司法秩序的程度等，依法定罪处罚”，即数额加情节的综合性入罪规定。为进一步做好反洗钱工作，接轨依法打击洗钱类犯罪的国际标准，《解释》吸收和保留了上述规定。实践中应注意从三个方面把握：
一是总体上体现从严惩处的政策导向。反洗钱国际标准要求成员国对洗钱类犯罪开展广泛、有效的打击。因此，即使行为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数额未达到原解释“三千元至一万元”的数额标准，但存在上游犯罪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坚决定罪处罚。
二是要切实防止不当扩大刑事打击面。采用综合性认定标准并不意味着只要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就一律作为犯罪处理。我国司法制度区分“行政处罚”和“刑事犯罪”的治理层次，在综合治理和打击违法犯罪行为方面具有特别优势。为确保罪责相当、公平公正，实践中要注重刑事打击与行政处罚的有效衔接，在依法惩治此类犯罪的同时，为行政处罚留足空间。
三是破除“唯数额论”，避免机械司法。以涉银行卡的帮助行为为例，具有链条化、多层级的特点，位于犯罪链条底端的“卡农”（仅以本人银行卡提供帮助）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与传统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明显不同，“卡农”与上游犯罪关联松散、对经手资金的规模和去向无法控制，在犯罪过程中起次要、辅助作用，要注意限定刑事打击面，不能仅因数额较大而一律入罪。
问题四：此次发布的新司法解释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规定作出了重大修改，请介绍相关考虑？
答：为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2015年解释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确定为十万元，这与当时的司法实践情况是相符的。此次《解释》综合考虑立法修改精神和司法实践具体情况以及与洗钱解释的协调等因素，在第五条通过区分定罪量刑标准相对较高的上游犯罪和其他普通侵财上游犯罪，分两款从掩隐次数、特定款物、赃物追缴、损失数额等四个方面明确了“情节严重”的具体情形。具体而言，对于上游犯罪为盗窃、诈骗、抢夺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低的普通侵财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十万元；对于上游犯罪为非法采矿罪、职务侵占罪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相对较高的犯罪，对应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数额标准为五百万元。上述调整主要考虑了以下几方面因素：
一是回应和解决司法实践中部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上下游的量刑不协调甚至倒挂的突出问题。比如，非法采矿罪第二档法定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数额标准为五十万至一百五十万以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作为下游犯罪，其社会危害性一般要小于上游犯罪，为尽可能避免出现上下游犯罪刑罚倒挂、不符合罪责刑相一致原则的情形，《解释》适当提高了升档量刑标准。
二是符合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的自身特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上游犯罪理论上涵盖洗钱罪规定的七类上游犯罪以外刑法分则的所有罪名，各个罪名的起刑点和量刑幅度千差万别。同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源于赃物类犯罪，上游犯罪中盗窃、诈骗等侵财犯罪所占比例较高，盗窃罪、诈骗罪第二档法定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数额标准为三万元至十万元以上，因此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升档量刑标准过高也不符合实际情况。
三是与洗钱罪保持协调。《洗钱解释》对洗钱罪“情节严重”坚持采用“数额（500万）+情节”的标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特殊罪名与一般罪名的关系，按照特殊罪名优先于一般罪名的原则，两罪的升档标准应当保持协调一致，防止出现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普遍重于洗钱罪的情况。
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此次《解释》对“情节严重”的规定采用“数额加情节”的双重限定模式，即同时满足数额标准和具备一定情节的，如多次实施掩饰、隐瞒行为或者造成赃款赃物无法追回的实害后果的，才能适用升档量刑标准，这既符合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又有利于最大程度地追赃挽损、弥补上游犯罪被害人财产损失。
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
2025年8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两高”《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及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并回答记者提问。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庭长罗国良、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副庭长司明灯、最高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峤滨、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二级高级法官汪雷出席发布会。发布会由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副局长姬忠彪主持。
依法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典型案例
目 录
案例一 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准确识别以虚拟货币等手段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二 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依法惩处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三 陈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依法严惩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案例四 朱某、刘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理
案例五 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信罪
案例六 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案例一
安某某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准确识别以虚拟货币等手段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20年9月至10月，被告人安某某、陈某某、郭某三人合谋通过网络平台为他人转移资金牟利。安某某在网上与电诈集团的犯罪分子（另案处理）取得联系，按照对方指示提供郭某的多张银行卡账户用于接收资金。郭某提供银行卡账户后负责用本人名义注册并登录OKEX交易平台，陈某某负责操作OKEX交易平台将他人转入郭某银行卡账户的资金用于购买虚拟货币，随后转移至对方指定的虚拟货币账户，对方则按照比例向安某某等人支付提成。安某某等人以上述方式帮助犯罪分子转移大量资金，其中包括查实的被害人汤某某、朱某、童某某等人被骗取的资金共计5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通州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通州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三名被告人的供述及从涉案手机中提取的聊天记录等证据，足以认定三名被告人明知所经手的资金系犯罪所得。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利用虚拟货币等手段帮助犯罪资金转移，均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安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判处被告人郭某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随着区块链技术和虚拟货币的兴起，犯罪集团和犯罪分子借助技术手段和虚拟空间来掩盖犯罪资金的来源和性质，借助网络空间的实时性，突破空间限制，加快资金转移的速度，而处于网络两端的行为人往往采用虚拟用户名注册，犯罪手段更加隐蔽，相关犯罪更难查处。被告人安某某等三人通过OKEX等网络交易平台将他人犯罪所得用于购买虚拟货币，再以虚拟货币形式实现资金快速转移，以此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公安机关追查。针对实践中掩饰、隐瞒犯罪手法的不断翻新，《解释》明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如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对于司法实践中越来越专业、隐蔽的资金转移行为，司法机关要透过资金流转的表象，准确识别各类迷惑性强的犯罪手段，精准打击犯罪。
案例二
詹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依法严惩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被告人詹某某系广东省饶平县鑫某福珠宝店店主。詹某某在店员向其汇报有人大额购买黄金首饰的行为异常时，出于牟利目的，指使店员继续向可疑人员出售黄金首饰，并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在可疑人员前来大额购买黄金首饰前即通知店员做好准备。2022年2月，詹某某用于接收客户购金款的本人银行卡因流入涉诈资金被外地公安机关冻结，公安机关明确告知詹某某他人购金款系电信诈骗犯罪所得，詹某某协助调查并退赃。2022年3月至4月，詹某某明知他人使用犯罪所得到其店内大额购买黄金首饰以便迅速洗白、转移资金，仍继续配合可疑人员完成交易，收到购金款共计600余万元，已查明均系电信诈骗犯罪所得，涉及91名诈骗被害人。公安机关抓获詹某某后，詹某某积极协助公安机关追查犯罪，确保已售出的黄金首饰被及时扣押，至本案二审判决时，扣押在案的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500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回。
（二）诉讼过程
广东省饶平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饶平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饶平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可疑人员大额购买黄金首饰的交易方式明显异常，可疑人员报一个购金总金额，由店员确定购买黄金首饰的数量，对款式在所不问，付款时一边与他人手机交流，一边按对方指示换用多张银行卡分散刷卡支付；詹某某与可疑人员建立手机联系，并在被公安机关明确告知他人购金款涉诈后仍继续交易。詹某某明知他人利用大额黄金交易方式转移犯罪所得，仍配合交易，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且系情节严重。根据其犯罪行为及积极协助追赃挽损等情节，认定被告人詹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詹某某提出上诉，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三）典型意义
近年来，犯罪分子利用大额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在全国多地蔓延扩散，成为此类犯罪一种新的常见犯罪手法。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收到电信网络诈骗资金后立即安排人员在金店大额刷卡购买金条、首饰等黄金制品，将所购黄金制品运送出境或出售变现，通过匿名交易迅速实现资金转移、转换，以此掩盖资金不法性质、模糊资金的来源和去向。以黄金为代表的贵金属因具有高价值、便携性、易变现、不记名等特征，反洗钱法明确规定从事规定金额以上贵金属、宝石现货交易的交易商属于“特定非金融机构”，必须履行客户身份识别、大额交易报告、可疑交易上报等义务。对此，司法工作人员要根据交易异常性、相关微信聊天记录、证人证言、被告人供述及辩解等证据综合审查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是犯罪所得，依法惩治利用黄金交易实施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同时，司法机关将追赃挽损贯穿于整个办案流程，至本案二审判决时，扣押在案的赃款及黄金首饰折合人民币500余万元，上游犯罪被害人的绝大部分损失得以挽回，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鲜明立场。
案例三
陈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依法严惩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长期实施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
（一）基本案情
2018 年7月至2021年3月，李某（犯合同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谎称承接工程需要钢板铺路，取得被害人徐某东、李某松等的信任，与上述被害人签订钢板租赁合同，骗得钢板5000余块，后联系经营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被告人陈某某销赃。陈某某明知李某所售的铺路钢板系完整钢板，且来源不明，仍长期、多次以明显低于钢板实际价值的价格收购并转卖。陈某某支付给李某收购钢板的费用总计1600余万元，转售后非法获利600余万元。
（二）诉讼过程
武汉市黄陂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黄陂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黄陂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某明知李某所售的铺路钢板来源不明，结合社会常识、工作阅历等，足以判断铺路钢板系犯罪所得，其代为销售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鉴于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情节严重，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被告人陈某某有期徒刑六年。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假借废品回收从业便利实施收赃、销赃犯罪行为，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的常见方法。根据《废旧金属收购业治安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废旧金属回收公司的经营人负有审查所回收金属来源合法性的义务，对于明显并非废旧金属且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铺路钢板，足以判断赃物嫌疑的，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陈某某作为长期从事废品收购的从业人员，对于李某长期、多次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送来的完整铺路钢板予以收购并转卖，涉案金额大、非法获利程度高，且对上游犯罪分子实施的合同诈骗犯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应依法严惩。本案通过严厉打击废旧金属回收公司利用经营便利实施的收赃、销赃行为，警示此类废品收购从业人员树立法律底线意识，合法合规经营。
案例四
朱某、刘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处理
（一）基本案情
2020年6月，被告人朱某接受赵某（另案处理）的委托，于2020年7月上旬安排运输船前往赵某指定海域过驳海砂后再运输至指定地点交付。同年7月3日，朱某指使被告人刘某驾驶兴宁85船从广东东莞海腾码头附近出发至指定浅滩海域装海砂，并让刘某在进入指定海域前关闭船上的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驾船至指定海域后使用“甚高频”频道“71”与附近的采砂船取得联系从而过驳海砂。同月6日17时许，刘某驾驶兴宁85船先后从两条采砂船上过驳海砂共计21000余吨，朱某、刘某明知运输的海砂没有相关合法手续及单据，仍将他人非法开采的海砂运输转移，并于当日22时许起锚驶往宁波方向。途中，宁波海警局执法人员登临兴宁85船检查，当场抓获刘某及船上其他工作人员，并查获上述海砂。2020年7月11日，朱某接到海警部门的电话通知后前往宁波海警局接受调查。经鉴定，涉案海砂价值共计149万余元。
（二）诉讼过程
浙江省象山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朱某、刘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象山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象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朱某、刘某明知是他人犯罪所得而结伙予以转移、运输，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根据朱某、刘某的供述，结合关闭AIS、驾船隐匿行踪等客观行为表现，足以认定朱某、刘某明知是犯罪所得。关于上游犯罪非法采砂的地点不清、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未到案的问题，经查，有关主管部门未在相关浅滩海域颁发海砂采矿许可证及海砂开采海域使用权证，兴宁85船装载海砂地点不存在登记的海砂采矿权，因此足以认定涉案海砂系他人非法采矿所得，上游犯罪事实成立。被告人朱某有自首情节，可从轻、减轻处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十万元；被告人刘某系从犯，可以从轻、减轻处罚，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缓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非法开采海砂等非法采矿犯罪的过驳、运输行为因其环境复杂性与隐蔽性，举报线索多在运输环节，上游犯罪虽查证属实，但在具体情节上还存在上游犯罪非法采砂的地点不清、非法采砂的行为人未到案等问题。对此，《解释》明确规定，上游犯罪事实经查证属实，但行为人尚未到案，或者依法未予追究刑事责任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办理此类案件，司法机关应当根据涉案海砂矿质鉴定、涉案海域是否登记海砂采矿权的情况等，结合相关被告人的口供，能够证明涉案海砂系非法采矿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即可认定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不要求必须掌握具体的犯罪人和事实细节。在定罪量刑方面，司法机关根据上游非法采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和被告人朱某、刘某分别存在自首、从犯等法定从轻、减轻处罚情节，对其减轻处罚，妥善处理了上下游犯罪量刑平衡的问题，取得了良好效果。针对该问题，《解释》规定上游犯罪是非法采矿等定罪量刑数额标准较高的犯罪的，下游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标准为500万元且符合其他条件，确保上下游量刑均衡，罪责刑相适应。
案例五
满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严格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并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和帮信罪
（一）基本案情
2023年11月，被告人满某某经他人介绍与专门从事洗钱业务的团伙取得联系，为牟取非法利益，将自己的银行卡、手机卡提供给该团伙使用，并收集潘某、宋某、于某等人的银行卡、手机卡交给该团伙。洗钱团伙中负责与满某某对接的上线人员承诺按天数向满某某发工资，并按照全部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满某某支付1%的提成，由满某某从中按各自银行卡流水金额向潘某等人发放相应报酬。满某某被带到该团伙专门从事资金转移的出租屋，由该团伙提供食宿，在满某某在场的情况下，该团伙成员操作满某某等人的银行卡进行频繁收款、转账；当部分账户因资金交易异常被银行采取封控措施后，该团伙即通过满某某安排相应银行卡主到银行支取卡内现金。满某某等人银行卡内流水金额中查明的犯罪所得即涉诈资金共计78万余元，满某某安排他人持银行卡取现的金额共计25万余元。满某某从中非法获利9100元。
（二）诉讼过程
山东省乳山市人民法院一审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满某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宣判后，乳山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认为满某某的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山东省威海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满某某明知其所提供或介绍他人提供的银行卡内转移的资金是犯罪所得仍然提供资金转移帮助，情节严重，其行为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满某某系受他人指使参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系共同犯罪中的从犯，应减轻处罚。撤销一审判决对满某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定罪量刑，认定满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二千元。该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本案对于如何准确认定涉“两卡”案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明知”及界分该罪和帮信罪具有指导意义。在涉“两卡”案件中，帮信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划分成为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对此，应当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综合考察行为人主观明知的内容、提供帮助的类型和方式，准确界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与帮信罪。两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都存在不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而掩饰、隐瞒的行为，帮信罪是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提供帮助的行为。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系他人犯罪所得”并实施掩饰、隐瞒行为，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换、转移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的异常情况，并结合行为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供述和辩解等进行实质审查、综合判断。
案例六
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全面、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
（一）基本案情
2023年3月9日至10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受他人雇用、指挥，在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接应上线人员从外地联系的提供银行卡人员，后使用上线人员提前租赁并配备驾驶员的车辆，载供卡人员在嘉兴市区周边兜转。其间黄某某、林某某根据上线的指示，共同配合，操作供卡人员提供的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账户手机银行接收、转移资金，并要求供卡人员配合刷脸验证将资金转入指定银行账户。经查，林某某、黄某某以上述方式帮助接收、转移的资金共计450余万元，其中165余万元查实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
（二）诉讼过程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向南湖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南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明知是犯罪所得而帮助转移，其行为均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黄某某、林某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165万余元，已达到“情节严重”标准，应判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但二人受人雇用、指使，在共同犯罪中明显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黄某某、林某某虽然对行为的洗钱性质可认定明知，但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无法掌控，实际获利总计只有几千元，故应由上游电诈犯罪分子之下的整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团伙共同承担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罪责，综合本案案情及被告人认罪认罚和退缴违法获利的表现，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分别判处被告人黄某某、林某某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宣判后，没有上诉、抗诉，判决已生效。
（三）典型意义
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应当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要把依法严厉打击跨境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活动作为重点，同时针对境内协同人员进行全链条打击。在犯罪分工日益精细的网络时代，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实际操作转账、取现、刷脸验证的行为人可能与上游犯罪人关系甚远，对涉案银行账户的进出资金数额及去向完全无法掌控，应由犯罪团伙全部成员共同承担刑事责任，尤其是起组织、指挥作用的团伙成员，应当承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不能机械地直接按照行为人参与转账的犯罪所得金额甚至经手银行卡内的犯罪所得金额来量刑。司法机关要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准确评判行为人在犯罪链条中的地位、作用，做到突出重点、精准打击犯罪。此外，对涉案人员应当准确区分主从犯，结合行为人的悔罪表现等，做到精准量刑，实现罪责刑相适应。